（2）复议委员会试点以来，复议案件的纠错率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如在实行议决型复议委员会的黑龙江省，其复议纠错率从试点前的8.5%大幅提高到试点后的47%。

对于这些改革措施，习近平总书记解释说，主要是因为跨行政区划乃至跨境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导致法院所在地有关部门和领导越来越关注案件处理，乃至利用职权和关系插手案件处理，造成相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现象，不利于平等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独立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公正实施。[27] 相关论述可以参见秦前红、苏绍龙：《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需要正确处理的多重关系——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为框架》，《法律科学》2015年第1期，第40页。

笔者认为，就审判权的行使而言，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但如果进一步讨论法院的人财物管理等司法行政事务，那就必须区分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了。方斯远：《论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订原则、重点与限度》，《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1期，第54-55页。[5] 1954年宪法第7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为了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设立海事法院几个问题的决定》（1984年11月28日发布）中提出，要在广州、上海、青岛、天津、大连5个城市分别设立海事法院，跨区域管辖我国沿海地区18种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2] 近些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司法权地方化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

[1]这种司法组织原则和结构的优点是可以确保法官更加尊重地方的社情民意，判决结果也更容易被地方接受，缺点则是容易出现司法机关有可能会沦为维护地方利益的地方司法机关，不能统一有效执行和实施法律。《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对于单一制国家来说，地方的权力是中央赋予的，不存在只能由地方立法而中央不能立法的情况。

（四）在非涉流通、交易事务中区分有负外部性事务与无负外部性事务 在除去上述三步所涉事务后，剩余的绝大多数行为主要涉及一般社会管理，如维持社会治安、保持城市整洁、引导市政交通秩序等。[ii]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第二十一次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中指出等字应作等内等理解，但学术界对此大多持反对意见。其三，尽管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立法权分配的实践上存在差异，领域分布也较为杂乱，但仍然存在一定的规律。否则，地方政府大量的不负责任行为或资本与地方政治权力的勾结，将导致政治不稳定。

陈国刚：《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基于〈立法法〉的梳理与解读》，《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7期。低级别主体随意发布消息可能造成社会恐慌或者混乱，属于会产生负外部性的行为，应为中央事务。

若立法涉及的领域属于地方性事务，则应当赋予其更多的自主权，而若规范所涉领域不属于地方性事务，则地方立法权需要收缩。美国法院对州际贸易这一概念的态度虽然前后存在巨大的变化，但其背后遵循了清晰的逻辑。冯兴元：《财政联邦制：政府竞争的秩序框架》，《制度经济学研究》2011年第1期。中央立法机关对各地请示的答复也通常采取保守态度。

例如，刑法制度其实完全可以由各个地方自行规定，这不仅有助于根据地方情况实现刑事惩戒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而且也不会直接影响全国市场的统一（只须严格禁止与经济有关的犯罪的规定）。[xix]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中法行终字第116号行政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行初字第94号行政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行终字第433号行政判决书。我国法院涉及地方性事务概念的判决目前数量稀少，尚未体现出任何主导性的思路。地方政府认为有中央政府托底，会有恃无恐，不当扩大举债规模，最终造成公地悲剧。

[v]本文认为，判断依据即在于地方立法的内容。除此以外，德国法还在联邦立法权中纳入部分具有跨地域影响的社会管理事务。

若能将全国市场规则统一化、标准化（包括如建筑工程市场等传统的本地性市场），那么市场活力将得到更大程度地释放。但共管事务存在的原因主要是用以概括这一事务领域的概念较为模糊（如公共交通），一旦概念清楚地指向某件具体的事务（如公交车站点设置），该事务应当属于中央还是地方就会变得清晰。

由于《美国宪法》所列举的其他国会立法权缺乏解释空间，含义相对模糊的州际贸易也就成了联邦与州之间权力争议的主要战场。市场统一与开放对国家整体以及具有要素优势的地区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基本条件，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但若从功能上看，州作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又带有地方色彩。在中央立法规定环保标准底线后，各地即可结合本地情况自行规定。县（市、区）公共图书馆入藏纸质文献信息年人均应当不低于0.06册（件）。[xxi]参见向立力：《地方立法发展的权限困境与出路试探》，《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

早期的案件区分了生产行为与贸易行为，指出生产是贸易的前一个环节，其对贸易的影响是间接的，故而不能被纳入州际贸易条款的调整范围。[xxxiii]如果另有条文规定，政府提供的健身设施质量不达标时应对主要负责人予以问责，那么这类条文又应属于服务供给类，因为条文本身的实施效果有助于保证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

[xxviii]郑淑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没有必要设置央地共同立法事务，凡不属于只能由中央立法的事项，都应归类为地方性事务。

当前，我国立法中没有条文规定剩余立法权的归属问题，在实践中，地方性事务的判断也并无清晰的边界可供遵循。[xvii]参见汝思思：《央地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法治建构方法——以日本行政事权划分制度为中心的探讨》，《法学家》2019年第3期。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立法条文所宣称的制定目的并不一定与其客观效果吻合。不过，《德国基本法》第73条和74条对联邦的专属立法权及竞合立法权均作了十分详细的列举。若按照这种理解，实际上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应被纳入州际贸易范畴，因为再小的行为只要汇聚起来都会产生可观的影响，这意味着联邦立法范围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xxxvii]各地通常通过居住证等制度来分配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所谓下位法不抵触上位法，即下位法不违背上位法的规定。[xxxv] 按照职能下属化原则，服务供给类属于地方性立法事务，应下放至具有立法权的最低层级主体。

故而，我们需要进一步对法制统一原则和地方治理效能原则进行解释，分析其背后的理论意涵和所追求的目的，进而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二，若单行法未明确规定，则按照中观理论层面的判断标准进行识别。

其中，联邦专属立法权一般只能由联邦行使，只有在联邦法律明确授权时，各州才能行使。目前国内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激烈的经济绩效竞争。

[xxix]然而在一个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环境中（即预算体支出超过收入时，并不会被清算破产，而是可以得到支持组织的资金补助），中央政府实际上对全国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及其背后的社会稳定风险承担最终责任。（5）判断该条文是否涉及重要权益，若是，则非地方性事务，若不是，则为地方性事务。[xxi]此外，全国人大始终在各种场合着力强调法制统一，要求地方立法要与国家立法保持一致，不得违反上位法。该案涉及的是一项禁止校园持枪的联邦立法。

这可在较大程度上丰富实践中的判断标准，并为《宪法》第3条第4款的解释提供依托。分值分布从1至7，分数越高则意味着该领域法律的统一化程度越高。

因此，调整这一经济体系的法律也应当由中央政府来制定，这样才有利于发挥经济系统的规模效应。若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者，则地方政府促进市场开放的意愿就只能通过区际合作协议来实现，这在范围和效果上都无法与中央政府直接运用强制力促进市场开放相比。

第二代理论的视角则从权力分配转换到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因，强调分权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多的激励。如此一来，不仅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等有关劳动者保护的法律联邦无法制定，[vii]联邦试图介入制造业、采矿业、农业等生产活动的举动也将被认为与宪法不符。